1952年10月，开国中将廖汉生当选为西北军区党委第五书记，同年11月，他又担任了西北军区副政委。这时军区党委排名在廖汉生之前的4位书记或到北京工作襄阳股票配资，或另有重任， 廖汉生开始全面主持西北军区的工作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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廖汉生
新中国成立之初，同全国各行各业一样，西北军区也由上级派来多名苏军顾问。总的来说，西北军区跟这些苏联顾问们合作得比较愉快，关系相处得也比较融洽。当然，由于苏联顾问只是机械地按照苏军条令行事，不顾甚至漠视解放军的光荣传统，双方产生分歧甚至不快的情况也是有的。
作为西北军区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，廖汉生跟苏联政治顾问霍洛托夫打交道比较多。霍洛托夫工作起来十分认真，一丝不苟，但是对解放军的政治工作传统却不大了解，他按照苏军条令，把政治工作当成是俱乐部的工作，是开展吹拉弹唱等娱乐性、辅助性的活动。
有一次，廖汉生陪同霍洛托夫到军区政治部讲话，他后来回忆说：“他（霍洛托夫）讲了一大通，都是讲如何办好俱乐部的事情。他整天忙着搞俱乐部，在全区各个单位普遍建立了俱乐部，经常组织阅读、舞会、文艺表演、体育比赛等活动”。
廖汉生对霍洛托夫的热情给予了肯定和配合，但他绝不盲从，始终坚守解放军的政治工作传统，他后来回忆说：
我军从借鉴、学习苏联红军的条令条例开始，在中国革命战争的实践中不断摸索、改进、创造，逐渐形成了具有自身特点的一套东西，与苏联红军有了很大的不同。比如，苏联红军实行的是军事首长负责制——“一长制”，而我军实行的则是党委统一领导下的军政首长分工负责制。
长期以来，我军始终坚持并不断完善政治委员制度，形成了党委统一领导下的军政首长分工负责制，政治委员负责军队中党的工作和政治工作，保障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，通过政治工作来提高部队的战斗力，保证战斗任务的完成。
后来廖汉生不断向苏联顾问介绍解放军的这些特点，说明解放军的政治工作制度和政治委员职责，使他们了解了解放军，“大家在一起更协调地开展工作”。廖汉生对我军政治工作地位的捍卫，得到了总政治部主任罗荣桓的支持。许多老同志在回忆廖汉生在西北军区的工作时，都佩服地说：“他对苏联顾问的态度是正确的，就是‘和而不同’！”
1953年12月7日至1954年1月26日，中央军委召开了全国军事系统党的高级干部会议。让廖汉生欣慰的是，这次会议审议通过了《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工作条例（草案）》，这是新中国成立后，我军制定的第一个政治工作条例。条例坚决否定了学习苏军的“一长制”和降低政治工作地位的偏向，明确而完整地提出：“党委统一的集体领导下的首长分工负责制，为党对军队的领导制度。”
1955年5月，根据《关于全国军区重新划分的若干决定》，西北军区正式划分成兰州和新疆两个军区。廖汉生也遵照军委调令，离开了生活、战斗20多年的大西北，来到古都南京，进入军事学院战役系学习。
1957年7月，廖汉生以优异的成绩从军事学院战役系毕业。毕业分配期间，总政治部副主任萧华来到军事学院，听取学院领导和学员本人对分配的意见。
实盘券商配资廖汉生主动向萧华表明自己的想法：“我从西北来，还回西北去。原来的六大军区没有了，现在的十二个大军区的职位基本上都有人了，只有新疆军区是王恩茂同志任司令员兼政治委员，同时他还是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，一身兼三职，可以给我一个，我去新疆军区当司令，王恩茂当政治委员。”
萧华却说：“你不能去新疆，要留下来当军事学院院长。”
“什么，要我当院长？”这个决定太突然了，廖汉生毫无思想准备，事先也没有听到谁说起过，他急忙推辞道：“不行，不行。我是第一次上军事学院，是来当学生的，我这个学生一毕业就当院长，哪有这样的事？”
萧华反问道：“为什么不行？”
廖汉生说：“原来的院长是刘伯承元帅当的，要我这个中将去接元帅的位置，行吗？再说，我本身的能力也不行。对现代化、正规化的军事科学教育工作，我只有当学生的那么一点体会，只有刚刚学到的那么一点知识，缺乏组织实施和深入研究的经验。”
不久以后，刘伯承带廖汉生到北京为筹建高等军事学院选址。廖汉生在京期间，中央军委副主席兼国防部长彭德怀找他谈了一次话，说明了军委对他的任职意见，廖汉生也直言不讳地讲了自己的想法：希望能到新疆去工作。后来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也和廖汉生谈了一次，廖汉生还是坚持自己的想法。
于是萧华第二次找到廖汉生，明确地说：“要你当院长，你就当，不要管院长是元帅还是中将。”
廖汉生看到军委已经决定，只得服从：“好吧，既然一定要我当，我就当。”
就这样襄阳股票配资，廖汉生从一个刚刚毕业的学员直接担任了母校的院长。这次任命，成为了我军院校史上的一段佳话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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